几乎无人会否定，文体独特的书话写作，其历史事实上等同于新文学样式的源流。但就像先前鲜有文学史家注意翻译作品，近来着意考察书话渊源和流变的学者，亦同样不怎么关注以外国书籍为描摹对象的书话。
如所周知，承袭古时藏书题跋遗风的现代书话，早在六七十年前面世初期，便已逐渐分化出了专以谈论外国书的品读札记。这些文字虽以外国书名为题，但内文所谈却是侧重于国外著作在中国?译和印行的事实和掌故，兼及论述译著版本、译者背景和译笔品质，行文不涉或甚少叙述原著版本知识和作家情况。用“翻译书话”来称其名，大约是比较恰切的。同类书话的作者，可以是有藏阅外文书雅嗜的爱书家，亦可能是不谙外文但专事译本收集的藏书家。
与“翻译书话”并存的，是以谈论一己庋藏国外书目为旨趣的篇章，名称似可定为“外国书话”。其著者往往通晓一种或数种外语，兼具治学智识和著译才情，且偏爱珍藏中外书籍，代表人物当推周作人和叶灵凤。由于书话家本人社会阅历丰富、身份多样和家境优裕，又多系新兴观念倡导者，故其所作常能脱出泛论版本、轶闻窠臼，亦不受制于考证、校雠局限，于漫不经心的轻描淡写中谋篇布局，尽情铺陈自己对历代陈规陋习的讥刺、批评（周作人《伊索寓言》）、张扬个人鼎新革故创见（周作人《性的心理》和《结婚的爱》），申明公众对文艺自由创作境界的向往（叶灵凤《乔伊斯佳话》）。不过也得承认，这般融识见和情趣于一体的精构妙篇，在诸多书话集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但也因此而显弥足珍贵。
本来，由周叶二位共同开拓的外国书话文体，理应能有顺理成章的延续。此可见证于冯亦代的一段自述：
1936年夏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一天在书店里买到了叶灵凤的《读书随笔》，读后大为兴奋，不但增加我的藏书癖，而且使我有心学他样写读书随笔。记得我第一篇写的是谈辛克莱的《不许通过》，这是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保卫马德里的散文，我那时文笔太幼稚了，投稿未荷刊出是必然的结果。一直到抗战后我为《人世间》写《书人书事》，才算实现了初衷。
实在不难想见，当年因爱读书话而滋长藏书癖好，并且意欲一试文笔的大学毕业生，自然远不止冯亦代一个人。更何况斯时搜罗外国图书又是那样引人叹慕的便利：北京东单有周氏兄弟流连忘返的日文书店东亚公司；上海除了有内山完造等外籍侨民经营的书肆，还有同样位于北四川路上的添福记等西文旧书铺；香港则有叶灵凤、冯亦代和徐迟等往来徘徊的摆花街李全记和摩罗街一带的店铺……心仪书籍如若遍觅不得，还可“毫不踌躇地托了书店”到国外去订购一册。
然而，谁也没有料想到，进入50年代以后，读书人的命运竟会变得那样乖蹇——身家性命朝不保夕之时，哪个还会再有品书作文的闲情逸致呢？外国书话的悄然消失，自是也在情理当中。
应当感谢冯亦代先生，正是因了这位文化老人的勤勉奋力，终于使得外国书话在与世人睽违近30载后，再度出现在年轻一代的读者面前。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冯亦代再写书话之初，大概也未曾想过要恢复某种失去的传统：
自从海禁开放以来，我以能重有机会浏览英美小说杂志为幸事。但平日不事蓄积的我，哪有如此多钱去买相当于一周或半月伙食费的一本外文书；即使有此闲钱也无法换成外汇去购买。这几年幸而和老友董鼎山恢复了通信，他知我爱书，便一直将看过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寄给我，而美籍友人王章华先生又每年订赠《纽约书评》，所以我即使未读到原作，也能一读评介文章，聊慰饥渴。有些时候，读书之余，我也就坐下来，把看过的文章加上我对于原书作者的所知，写成文字，载在《读书》杂志的《海外书讯》栏内，以供同好，也是一种交流。
由此可以看出，冯亦代是在怎样艰难的处境当中，以何等令人钦佩的耐心和毅力，在从事着一项多么难能可贵的事业。从他最初撰写《海外书讯》到改写《西书拾锦》专栏，一种特别的外国书话文体在《读书》杂志上面应运而生了。
同其他外国书话迥然相异的是，冯亦代笔下的书话相当一部分是在依据国外书评家文章基础上写成的。但他在构写每一篇文字之时，又不仅仅限于人云亦云地转述他人的评论分析，而是天衣无缝地融合进了他所知晓的事实和轶闻，并且不失时机地在文中申明了他自己的判断、分析和结论。
由《〈事情真相〉和〈爸爸——个人回忆〉》等诸篇书话，读者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先于新知获取以前，就已增加了海明威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知识——
在美国现代作家中，我国读者最熟悉的，可能是海明威，因为他在中国抗战早期时，到过重庆，还去过前线。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如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战地钟声》，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女人的男人》，以及写西班牙内战故事的《蝴蝶与坦克》等，在40年代都有了中译本。他生前最后一本出版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在50年代也出版了译文。
相同的例子也还有很多，它们随时都会让读者意识到冯亦代是在介绍新书，同时也在追溯历史，还是在预示文学的前景。因为他既是许多美国作家的知友，而且也是他们比较早的译者——他在抗战期间就译出了海明威的《蝴蝶与坦克》，稍后又于1945年筹划组织了《美国文学丛书》并翻译了其中的《美国文艺思潮》，50年代又译过霍华德·法斯特的《萨柯与樊塞蒂的受难》，80年代以后又?译了辛克莱·刘易斯、菲力普·罗思、约翰·契佛、彼得·泰勒、约翰·厄普代克、安·佩蒂和辛茜娅·奥齐克等大批作家的短篇小说。而他所有的个人经历和翻译劳动，又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书话增添了别具一格的内涵，使其文辞笔墨更加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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